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断失利，从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已无希望。在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中央开始作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继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中央苏区北上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派出红六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转移的先遣队，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给湘赣省委发出训令：“决定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湘中苏区，并与红二军团会合，组成红二方面军，同时保存湘赣省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和湘赣省军区等领导机关，继续领导湘赣苏区人民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

　　湘赣省委和红六军团遵照训令精神，立即停止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行动，积极推进突围前的准备工作。7月底，任弼时主持召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以统一思想和行动。会上，任弼时作了题为《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向全体指战员讲明形势，下达了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开创新的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的新任务，强调在实现战略转移的紧要关头，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做好突围西征前的思想教育工作。会后，加强了政治机关工作，训练从地方来的干部和随军工作团的人员，同时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补充。压缩机关工作人员，挑选青壮年2000多人、枪500余支补充红六军团，使其人数由原来的6830人增加到9730人，编为2个师、6个团、17个营。红十七师辖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3个团；红十八师辖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3个团。成立了红六军团的最高领导机关——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

　　湘赣省委和省军区为了配合红六军团的工作，很快地抽调了250名优秀地方干部输送到部队，组成地方工作团，随红六军团行动。与此同时，在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对地方组织进行了调整，对工作作了新的安排。中共湘赣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调整、充实了湘赣省委、省苏政府等领导机关，由陈洪时、谭余保、旷光明、姚厚德、旷进媛、王用济、张云逸等组成中共湘赣省委常务委员会，陈洪时任书记，谭余保任省委副书记兼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重新调整了县级党的组织，并对地方武装湘赣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及新组建的独立第五团的活动范围和作战任务作了部署。

　　为了确保突围计划的实现，留在湘赣边的地方武装承担了掩护红六军团行动和钳制敌人的任务。红六军团西征前夕，地方武装以频繁的活动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湘赣独立第一、二、三团分别向永新、安福、莲花、吉安、峡江方向游击，钳制湘赣根据地北面的敌人；湘赣独立第五团活动于遂川、万安、泰和，牵制湘赣根据地南面之敌李云杰第二十三师和李抱冰第五十三师；同时，调在桂东一带活动的湘赣独立四团北上，察明南线敌情，迎接红六军团。

　　8月初，国民党军调动频繁，似有发动新的进攻的迹象。红六军团建议提前在8月初突围，并隐蔽进入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一带待命。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兵分三路，东渡赣江，以迷惑和钳制敌军。8月7日下午3时，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由遂川横石、新江口一带起程，首先在衙前和五斗江之间突破敌人的内层封锁线和遂川至黄坳的封锁线，于当天晚上袭占遂川藻林，歼灭了守敌，紧接着又突破了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线。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在顺利地连破三道封锁线之后日夜兼程，9日占领左安，在猴子岭突破设置在寨口至广东桥的第四道封锁线，最终冲出了敌人的重围，于11日到达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圩。12日，部队在这里召开连以上千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宣布正式成立红六军团的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会后，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领导下，历尽艰难险阻，冲破敌人的重重堵截，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26日两军进至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在这里召开了会师大会，宣布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3人组成领导核心，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以后，两军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作为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红六军团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们冲破重重围阻，历经千辛万苦，顺利完成了既定的战略任务，保存、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策应配合了中央苏区红军的战略大转移。